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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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4年初，一场影响中国多个地区、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雾霾天气，使令人揪心的大城市病凸显。在可查的数据中我们看到，从1980年到2013年的33年期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由18万增加到802万，上海市的流动人口由21万增加到1270万，广州市的流动人口由30万增加到2415万。中国超千万人口特大型城市已达到13个。到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性大城市群，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
因为我创业之中的话，经历了很多，然后挣到钱也赔掉了。后来又从打工开始，然后慢慢积攒自己的原始资金。1986年，14岁的胡来宏开始外出打工。1991年，他十九岁时第一次来到北京，做木工、开照相馆、卖服装、搞养殖，尝试了许多工作。那个时候必须要办暂住证，当地派出所就管外来务工人员，管的很严。我爸也是做木工的，他正好来了，来了还没待两天呢，又来查。当时没办法，当时一看，这怎么办呢？躲，你上哪躲啊？最后看到老北京的房子，不是有吊顶吗，就爬到那个天花板上去躲着。所以说，赶上那个时代，就是说你要为躲这个暂住证，可能是咱们这个外来务工人员的一个痛。
2003年的10月份，高碑店村召开古家具展示会，结果一炮打响。我们安徽有很多老乡，都在做这个行业，我们自发地想抱团儿发展。2004年，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安徽东至古典家具协会。正好高碑店呢，支书记到高碑店来做书记。她是想把高碑店古典家具作为一个龙头产业来做。在这个当中，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协会，而且我们有这一帮做这个行当的。
就是在一个地区，你不要把谁看成是流动人口，把谁看成是外来人，就跟咱们一个区域一样的。你自己不会干的事，人家会干。
在支书记真诚地邀请下，我们就慢慢地加入到了高碑店。所以说这个对一个创业的人来说，那种温暖真是比一般的事情可能要浓烈得多。
我觉得因为像我们在北京也干那么多年了，我们迟早都会融入北京的。
现在虽然没买房子，但是我们跟高碑店村签的这个地，也有二十年的租期。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已经是高碑店的人了。
02
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一个对人的态度、一种社会歧视的立场，它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变革。流动人口很少的一个社会，特别是那种主动的、自由流动人口很少，而且一定是一个等级制非常强烈的社会，是没有活力、僵死的一个社会。那么这种自由、自主流动人口增长，就预示着这个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各个地域之间一种开放。所以它实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推进社会成熟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的力量。这就是根本的变化。
目前实施的户籍制度诞生于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那时，历经了一百多年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人心思定，迫切需要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此后的20多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以探亲访友为主，规模始终控制在二十万人左右。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社会推进到了流动大潮中。1985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增加到31.2万人，1994年达到102.5万人，2013年迅速攀升到802.7万多人。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后呢，流动人口冲破很多的阻力和障碍，逐渐是叫做登堂入室，叫做泥腿子进城，那么形成了中国大地上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几千万、几亿农民进城，长期地居住、工作和生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社会的面貌。2004年一年的时间，高碑店村引进了二百多个古家具商户，古家具一条街逐渐形成，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国外客户。加入高碑店村的胡来宏，生意越来越红火。
一个是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再有一个管理、要求、参与都是跟本村人一样的。比如他的孩子上学问题，我们积极去协调、去解决。他的看病问题，我们积极协调去解决。比如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发动全村百姓给他们集资，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说白了，什么叫管理，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服务。为什么？你如果服务范围得到了商户的认可，那自然就形成了管理。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高碑店村目前已有四百六十多家古典家具商户，形成了古典家具和民俗文化产业。像胡来宏这样的外来人大约有四百户。2012年，高碑店村全年经济总收入达到二十八亿。
03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中国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是首要任务。北京石景山区有60多万的常住人口，其中，流动人口达到22万多人。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显然，对今天北京的城市服务管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刘学军是河南省固始县人，那是河南人口最多的县。县城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到大城市打工，家里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2000年，刘学军跟他的老乡一样，怀揣创业梦，带着爱人从家乡来到北京。
提起过去刚来北京那时候，确实是不容易。来的时候那会，孩子才四岁多。搁家里吧，老人可能带着也不放心吧。在北京打拼的生活并不容易，刘学军一度不得不把孩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2009年8月，石景山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正式推行。区委区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引导和流动人口自愿参与的方式，成立一批流动人口的自助组织。
2010年，刘学军的小饭桌办起来了。一开始咱这院子没住满，然后咱们这一带都没有租，然后这样弄个小饭桌，孩子吃饭方便，中午咱们可以看看，就成立了呗，就慢慢形成。
三年时间，刘学军的小饭桌受到越来越多居住在这里的流动人口的认同。一开始只有十几个孩子，现在将近一百个孩子，小饭桌简陋的小院显得更加拥挤。刘学军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给小饭桌找一个更大的地方。
流动带来了人生许多的可能性，可追梦之路并不轻松。据统计，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3.7%，而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35.7%，两者之间存在着18个百分点的差距。
为什么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差距会这么多？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户籍制度，跟不上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你要看欧洲的历史，欧洲工业化运动从1750年开始，18世纪中叶开始，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工业化促进城市的劳动岗位增长，然后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一种自由流动。那么这样的流动以后呢，就使得城市当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由民，或者市民的这样一个阶层，然后逐步地就推进城市管理改革。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乡村人口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从农村国家变成城市国家。因此呢，这个城市国家到来的时候，你整个国家的统治和治理模式，是不是能够适应城市的这个需求，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如果你现在不做好准备，你仍然用一个乡土国家的或者农村国家治理模式，来治理一个城市国家，那么政府和人民之间这个矛盾和冲突，它就不可避免。
04
我是2010年2月19号来到北京，正好正月初六。然后之后我跟我的母亲，年前就打好招呼了，我说我准备去北京发展一下。然后我妈说，离家这么远，你还是在家吧，回来吧。我现在那个，哎，想想我的眼泪就快出来了。就说我现在兜里只有两千块钱，然后我花掉我就回来。然后一想，一坚持就坚持到快三年了。最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因为没有太多的亲人和朋友嘛，周末的时候是最快乐，也是让你最无奈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太多的人去沟通去交流。
像庞迪这样的年轻人在北京还有很多。根据调查统计，截止2013年5月，在北京市773万流动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八零后流动青年72万人，他们被称作“北漂”或者“蚁族”。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大气、很包容的城市，它给很多年轻人那种施展自己才华，或者说是奋斗的那种舞台。
我觉得北京还是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它呢，虽然说竞争力比较激烈，但是呢也能够挖掘你内心的一种潜力，然后能够，就是说使你上升的那种。
离开温暖的家庭，走出熟悉的校园，北漂的年轻人在北京挣扎、奋斗，因为他们相信梦想。截止2013年底，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在全市建立350家社区青年汇。其中，大部分建在流动人口多的社区，越来越多的流动青年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现在流动人口当中，70%左右还是农民，我们叫做乡城流动。然后剩下的一些，都是叫做城城流动，这个大概能占到20%几。大学生本身大学以后，他们在北京住了已经有6个月以上了，住了好几年，但并没有北京的户口，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流动人口。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吧，还有艺术家、长期来培训的、做买卖的，都是城市到城市的。
由于人口过快的增长，使我们现在城市的运行当中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说交通拥堵，比如说各种资源紧张，比如说管理难度加大等等。这些大城市病，这几年就凸显了出来。所以呢，从总体上来说，我们一方面要顺着流动潮、城市化的大趋势要推动。一方面呢，我们要走人口资源环境和协调发展的道路。要把握好它的速度、程度和力度，使我们把这个城市的服务和管理，和人口的发展能够协调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早在中国之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欧美发达国家就已经经历过城市化的裂变，但至今探索的步伐也一直没有停止。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词，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投资和物质环境上改善的问题，同时，还是一项深刻的社会规划和社会运动。城市化是社会时代的大考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解答中国特色城市化课题更需要我们的勇气、智慧和探索。
